第四部分 关于犯罪地位的辩护意见

　　一审判决认定:

　　张某成提出犯意、共谋犯毒、组织、指挥贩毒团伙贩卖毒品，并为该团伙提供购毒资金，联系、介绍毒品上、下家，掌控毒资流向，纠集人员入伙，在该贩毒团伙中起主要作用

　　辩护意见:

　　辩护人认为,一审法院轻信罗某龙、杨某、邱某杨的口供,将各供述进行有罪拼凑,认定张某成在贩毒团伙中起主要作用。

　　对此,辩护人认为,即便按现有证据,也不能认定张某成是主犯。

　　一、关于提出犯意、共谋犯毒的辩护意见

　　辩护人认为，一审所认定的张某成提出犯意、共谋犯毒品属于错误认定。下面分别加以阐述：

　　1、从各被告人的供述进行对比分析；

　　提起犯意的地点:

　　邱某杨供述--在梁平宾馆；但从未提到过三明工地;

　　罗某龙供述--在三明工地；虽然也表述到在梁平宾馆一地,但其供述根本未提到张某成提议贩毒一说;

　　杨某供述--在梁平的一个山上；二审庭审时改变供述为—在三明。

　　提出犯意的内容:

　　邱某杨供述--张某成说带我们三人到三明贩卖毒品,做一年就可以了;

　　罗某龙供述--张某成说工地不赚钱,大家帮他做毒品,重庆、三明公安关系好,安全要放心;

　　杨某供述--张某成说拿点毒品到三明卖,赚了钱再分,给罗某龙开工资5000元,给邱某杨、杨某开工资3000元,张某成还说有事要汇报。

　　辩护人分析归纳如下:

　　第一、从供述地点而言,三人供述地点不一致;

　　第二、从供述内容而言,除都表述到由张某成提出贩卖毒品外,无一重叠吻合,就连核心问题-开工资、分红的问题都未能巧合,由此而见,三被告人的供述无法证明由张某成提起犯意、共谋犯毒品。

　　2、从逻辑推理进行分析

　　如果张某成与另三名被告人在3月份共谋商定，由张某成提供毒资、联系上家，那么，在此之后的贩毒行为就应理所当然的按商定的方案去执行。但本案的第一起贩毒事件，既非由张某成出资、又非由张某成联系熊某，却如此客观的发生了。为什么，辩护人认为有三种可能：

　　第一、并未共谋商定，而是各行其事;

　　第二、已经共谋，但未商定，否则，为何不按定行事;

　　第三、已经共谋且商定，但在还未真正实施的情况下，部分共谋人另起炉灶、结伙贩毒，共谋商定之事并未得以实际实施。

　　因此，无论是从各被告人的供述对比、或是从逻辑推理进行分析，张某成并未与另三被告人共谋商定，退一步讲，即便存在共谋商定，但也并未得以实际实施。

　　二、关于组织、指挥贩毒团伙贩卖毒品、提供毒资的辩护意见

　　根据辩护人对第一起贩毒案件的分析，在张某成尚未参与的情况下，罗某龙、杨某、邱某杨已经客观实施了贩毒行为，贩毒团伙业已形成，贩毒资金亦有来源，根本谈不上由张某成组织指挥。

　　关于提供毒资，若实事成立，则相比全案6千多克所需资金而言，有确凿证据证明由张某成提供的又有多少？不超过15万元。

　　三、关于联系、介绍毒品上下家的辩护意见

　　在一审判决中，针对每一具体的案件，除第二起贩毒案件外，无一处表明是由张某成联系上家，但一审综合认定张某成联系上家，存在夸大认定、刻意突出之不公；而且，对第二起贩毒案件，辩护人已作阐述，根本证明不了张某成实际参与。

　　四、关于张某成掌控毒资流向、纠集人员入伙的辩护意见

　　从二审查明，除罗某龙外，所有被告人均供述将贩卖后的毒资交罗某龙保管，从书证－记账薄亦可证实该事实，不知一审法院从何得出由张某成掌控毒资流向。

　　关于纠集谢某中入伙一说，纯属一审法院凭空认定，就连谢某中本人都不予认同被张某成纠集，而是前来做工程扶手，由于工程进度未到，所以尚未进场施工。

　　五、从书证－记账本分析张某成在本案中的地位

　　账本记录信息显示如下内容：

　　1、张某成从团伙中所拿取或购买的毒品、无论数量多少（就连拿2g）均要记帐，而罗某龙也吸食毒品，但账本中无从记载；

　　2、账本中有支付阿爽、谢某中、邱某杨款项的记录，但没罗某龙领取费用的记载；

　　3、账本中数次记录大额打款给罗某龙，却没有转款给张某成的记录；

　　4、张某成与罗某龙等贩毒团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，而且需要支付水钱（利息）。

　　以上内容非常清楚的反映：罗某龙可以自由吸食毒品而勿需记账、罗某龙可以自由提取账款而勿需记账，贩卖毒款由罗某龙收取，这些现象说明一个问题：毒品为罗某龙所贩、毒资为罗某龙所有。

　　同时，张某成为罗某龙提供了极少数资金，其目的就是放水（放高利贷）、而非贩毒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张某成既非提出犯意贩卖毒品、亦非组织指挥、更非掌控毒资纠集他人，全案的核心人员通过记账本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即：罗某龙。

　　第五部分 关于刑讯逼供和所外提讯的辩护意见

　　二审期间，公诉方提供了情况说明及证明之类证据，以证明未进行刑讯逼供、所外提讯合法。对此，辩护人发表如下意见：

　　一、关于刑讯逼供的问题

　　从公诉方举示的病历资料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

　　1、张某成第二右肋曾受过伤，这是事实；

　　2、从影像资料判断为陈相性骨折，专家意见为2个月左右受伤，那么，在此之前的2个月，张某成已进入看守所两月有余，受伤地点一定是在看守所或被外提所在地；对于受伤原因，公诉方既未举示摔伤的证据、也未举示被同舍嫌疑人打伤的证据，那么，就只能推定为是侦查人员致伤。

　　二、关于所外提讯的问题

　　公诉方举示情况说明以证明所外提讯合法，其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是“指认现场”。对此，辩护人认为：

　　1、张某成被外提是客观事实；

　　2、张某成外提时间长达11天，如果是指认现场，那么需要11天的时间进行指认、显然不合常理；

　　3、按公诉方的说法，若是指认现场，就应该有现场指认笔录，这是公诉方最有力、最直接、最原始的证明方式，而且，公诉方具备举示该证据的条件，但公诉方未举示。辩护人认为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－公诉方的情况说明与事实不符；

　　4、假设公诉方所说属实，其提讯程序亦不合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提讯人犯，除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或者宣判外，一般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。因侦查工作需要，提人犯出所辨认罪犯、罪证或者追赃的，必须持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领导的批示……；本案公诉方并未举示公安机关领导的批示。

　　综上，因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和所外提讯而形成的证据，根据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应当予以排除，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　　第六部分 关于立功的辩护意见

　　一、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孟某

　　张某成于2010年11月4日在孟某的房间被公安机关被控制后，公安机关让张某成给孟某打电话，将其邀约到租住房来，于是，张某成给孟某打电话，谎称钥匙没带，要孟某回去开门，其后,又多次电话孟某,谎称有人需要毒品,就这样，在孟某回到租住房后当即被抓捕。

　　同时，在孟某2010年11月4日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也记录到：我今天上午10点左右，在郑玲家吃饭。约13点左右，张哥电话我，叫我开门，我说我不在家，我又问他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，他说在车上，过了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，张哥又电话我，叫我回去一趟，我就从沙县坐车回三明，我回家时刚把门打开，就被房间里面的警察抓住了。

　　从这两份证据可以看出，张某成所作陈述与孟某供述相吻合,能够证明张某成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孟某这一事实，属于立功的从轻情节。

　　二、协助公安机关抓捕陈某珍

　　张某成于2010年11月4日在孟某房间被公安机关控制后，陈某珍打电话给张某成,说需要毒品,于是,公安机关让张某成给陈某珍打电话、发短信,诱骗陈某珍来三明拿毒品，张某成就在市局办公室给陈某珍电话，让她来拿毒品，约在高速路口见面。遂后，张某成陪同公安人员到高速路口，到了高速路口后，陈某珍又说在麒麟山公园的健行门口见面，当张某成陪同公安人员到了健行门口后，陈某珍又说到下洋健行门口见面，于是，张某成又陪同公安人员来到下洋健行门口，张某成看到陈某珍下车后，就向公安机关指认了陈某珍，于是，陈某珍被当场抓捕，并同时抓捕了与陈某珍同行的陈昊。

　　同时，在庭审时，陈某珍也陈述了与上述内容一致的抓捕经过。

　　二审庭审之时,公诉方称是公安机关通过手机空间信息的技侦手段抓捕孟某,不是在张某成的协助之下抓获陈某珍;对此,辩护人持有不同意见:

　　1公安机关让张某成给陈某珍打电话、发短信,客观上起到两种作用,第一、为公安机关提供了手机空间信息;第二、诱骗陈某珍前来三明、利于抓捕。

　　2在抓捕陈某珍之时,张某成现场指认,协助公安机关准确、及时控制陈某珍。

　　综上,辩护人认为，在公安机关抓捕孟某和陈某珍时,张某成起到了协助作用，属于立功的从轻情节,应当依法享有从轻处罚的权利。

　　第七部分 综合意见

　　根据辩护人的前述分析,辩护人认为:

　　一、张某成绝不可能参与第一次贩毒事件,是被告人罗某龙、杨某将自己所犯之罪转嫁张某成、恶意陷害、企图逃避罪责而所作的虚假供述(是串供或诱供不得所知);

　　二、关于第二次交易,除罗某龙供述之外,无一证据证明证明张某成直接参与毒品交易,至于提供资金一事,由合议庭根据证据加以评判;

　　三、关于第三至第六次贩毒事件,被告人熊某作出了稳定的供述,即是罗某龙和邱某杨与其联系毒品交易,同时,本案除同案人供述之外,无一证据证明是由张某成提供“补充”毒资;

　　四、关于犯罪地位的认定问题,从第一次贩毒事件的发生而言,说明贩毒团伙早已形成;从第二次至第六次贩毒事件的交易经过而言,罗某龙均直接参与;从书证记账本而言,所反映的问题是毒品为罗某龙所贩、毒资为罗某龙所有;这一切至少能够说明罗某龙的实际地位高于张某成,鉴于罗某龙、邱某杨、杨某这三同学均指证张奉张是主犯,所以,形式上张某成的地位高于罗某龙。

　　五、从证据形成的合法性而言,张某成被刑讯逼供及违法所外提讯,所形成证据显然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;

　　六、就立功情节而言,虽然一审法院业已注意到此问题,但一审法院没有勇气认定张某成的立功情节,请二审法院尊重被告人应有的权利;

　　综上,在全案中,至少可以说明张某成的犯罪地位不比罗某龙高,而且具有立功情节;同时,本案最大的特点为以被告人的供述作为证据并据以定罪量刑,而部分被告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,根据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的规定,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结合本案,一审已判处张某成死刑,若二审法院不加识别、侧重口供,必将导致本案判决有失公允、裁量失衡。